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业委员会，中国医院协会妇产医院分会妇科肿瘤专业学组，广西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中图分类号：R737.31　文献标志码：B

晚期上皮性卵巢癌（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AEOC）约占上皮性卵巢癌（EOC）的70%，患者确诊时多为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Ⅲ～Ⅳ期[1]，合并盆腹腔广泛种植转移，手术难度大大增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高；多数AEOC患者体能状态较差，对手术的耐受力不及早期患者，尤其是预判极大可能联合器官切除者。为此，AEOC初始治疗的决策是妇科肿瘤领域的重大挑战。满意的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primary cytoreductive surgery，PCS）是卵巢癌治疗基石，若应用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延迟术后化疗时间，是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2]。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是AEOC的重要治疗策略之一，尤其适用于无法实现初始满意减瘤（R0）或存在严重合并症的患者。NACT联合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interval cytoreductive surgery，ICS）作为一种替代方法，可缩小肿瘤体积、降低手术风险和围手术期并发症，且NACT联合ICS在生存结局上不劣于PCS[3]。最新的SUROVA研究发现在亚裔患者中，使用NACT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结局明显更好（63.1月 vs. 52.6月，P < 0.05）[4]。鉴于卵巢低级别浆液性癌、黏液性癌和透明细胞癌等组织学类型对于化疗反应率低，是否适宜NACT存有争议，本共识仅针对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及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因此，拟行NACT前的病理学诊断很重要[5]。本共识旨在提供NACT的选择标准、化疗方案及ICS时机的建议，以规范NACT的应用，优化AEOC的治疗策略。

本共识由本领域专家通过文献检索和专题讨论后制订，整合了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与专家经验以指导临床实践。核心流程包括：系统收集和评估证据，采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系统对证据质量分级；组建多学科团队并严格管理利益冲突，最终根据证据强度和共识度生成分级推荐意见。制订过程中兼顾科学性与临床适用性，并考虑不同患者群体的特异性需求。本共识中推荐级别及其代表意义见表1。

表1　本共识中推荐级别及其代表意义

1　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初始评估

评估可疑AEOC患者病变范围和手术切除可行性至少应包括糖类抗原125（CA125）、人附睾蛋白4（HE4）、癌胚抗原（CEA）、CA199（除外黏液癌等）、腹部和盆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以及胸部影像学检查（首选CT）。胸部CT可有效识别胸膜转移或纵隔淋巴结受累，为手术决策提供关键信息。其他影像学方法[如磁共振成像（MRI）、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FDG-PET）或超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以评估手术可行性。

下述因素是PCS达到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危险因素：年龄≥60岁，CA125≥500 U/m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Ⅲ～Ⅳ级、肾门以上腹膜后淋巴结>1 cm、弥漫性小肠粘连或增厚、小肠系膜病变直径>1 cm、肠系膜上动脉根部病变直径>1 cm、脾周区域病变直径>1 cm和网膜囊病变直径>1 cm[6]。后续研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确认CA125≥600 U/ml在预测手术结果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6]。基于临床因素和CT影像学特征构建Suidan多因素评估量表，见表2。当该模型评分≥3分时，推荐NACT联合ICS。

表2　Suidan多因素评估量表

诊断性腹腔镜检查可降低不满意减瘤术的发生率。在盆腹腔CT以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排除盆腹腔外转移后，腹腔镜检查组患者的不满意减瘤手术率为2.0%，显著低于仅CT评估组的11.1%，表明腹腔镜检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剖腹手术[7]；同时，腹腔镜检查预测满意减瘤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55，高于CT检查的0.755，表明腹腔镜检查的预测准确性更优[8]。但在临床实践中，对于影像学检查提示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或腹腔外器官实质转移（如肝脾实质、肺、骨、脑、盆腹腔外淋巴结等）患者，腹腔镜评估不改变治疗策略，不推荐腹腔镜检查。常用的腹腔镜预测模型包括腹腔镜探查分级评估（Fagotti评分）赋值量表（见表3）和Sugarbaker的腹膜癌指数（PCI）（0～39分，见图1），对表3中各项评分进行累加计算腹腔镜预测值（PIV）。PIV<8分者可直接行PCS[9]。PIV≥8分者建议先行3～4周期NACT，然后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进一步评估，对不同应答者作决策分流。若NACT后疾病进展，推荐更换二线方案化疗；反应良好尤其是达到完全缓解（CR）推荐ICS；对于NACT无反应或部分反应，建议再次腹腔镜评估，PIV<4分者推荐行ICS，PIV≥4分则继续原方案标准化疗或更换二线化疗[9]。此外，PCI评分≤10分为肿瘤低负荷，11～20分为中负荷，PCI>20分为高负荷。PCI>20分提示手术难度大，推荐先行NACT[10]。

表3　腹腔镜探查分级评估（Fagotti评分）赋值量表

图1　Sugarbaker PCI评分

为了优化治疗方案、评估遗传风险、指导治疗决策，推荐AEOC患者在NACT前常规进行BRCA1/2及其他卵巢癌易感基因的胚系致病性变异检测[11]，决策是否适宜于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维持治疗，并用以咨询家庭成员潜在的癌症风险，甚至涉及家族成员的生育选择。若无BRCA1/2胚系致病性变异，推荐体细胞致病性变异和同源重组缺陷（HRD）检测。

推荐意见：所有可疑AEOC患者需行CA125联合HE4检测，腹部及盆腔增强CT和胸部CT综合评估肿瘤播散范围。腹腔镜Fagotti评分、PCI评分以及影像学检查（MRI、FDG-PET、超声）在AEOC分流决策中各具优势。推荐在CT检查排除胸腔积液或腹腔外器官实质转移等影像学表现后，优先采用腹腔镜评估（Fagotti评分PIV≥8分或PCI>20分推荐先行NACT），次选多模态影像学（MRI、FDG-PET/CT及专科超声）辅助判断可切除性（推荐级别：2A类）。推荐AEOC患者常规开展BRCA1/2胚系变异及HRD检测，指导PARPi维持治疗与遗传风险管理（推荐级别：1类）。

2　新辅助化疗的病理学依据

CT分期对Ⅲ期卵巢癌具有较高的阳性预测和敏感性，但对小范围的盆腔外腹膜疾病的检测效果较差，仅凭CT等影像学证据诊断AEOC的依据不足。对于接受NACT的患者，即使在严格的入组标准和诊断流程下，仍有3%患者的术后病理否定了卵巢癌的诊断[12-13]。故NACT的适用性评估需以精准的病理诊断为基础，即组织病理学检查是金标准。

腹腔镜探查术和剖腹探查术二者取组织送检的病理与ICS后病理诊断符合率均达96%，但腹腔镜检查组的失血量更少，启动NACT的时间更短[14]。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可选用粗针或细针，前者可获取足以进行组织学分析和免疫组化检测的组织样本，后者获取组织相对较少，但也能够满足诊断所需，二者的安全性均较高，并发症总发生率均不超过1.5%[15]。粗针和细针活检在样本获取率和鉴别准确率虽无明显差别[16]，但鉴于粗针穿刺活检获取组织样本能够更准确评估肿瘤的组织学类型，尤其是需要鉴别某些组织学类型如低级别浆液性癌与浆液性交界性肿瘤时，优先推荐粗针穿刺活检。细针穿刺样本组织量少，诊断间叶源性或纤维化病变较为困难[17]。此外，分子检测等通常需要足量样本，推荐通过腹腔镜探查、超声引导下粗针穿刺活检获取组织标本。

当获取组织困难、患者身体原因不能耐受组织穿刺活检或腹腔镜探查时，需考虑其他诊断方法。腹水细胞学检查具有创伤小、适用广、简便快捷和避免反复穿刺等优点，方法包括细胞学涂片、液基薄层细胞学涂片和腹水细胞块等技术。可应用腹水细胞块联合免疫细胞化学判定细胞病理类型，腹水细胞学阳性结合CA125/CEA比值>25也可替代组织学活检[18]。腹水细胞学阳性而CA125/CEA比值≤25时，则推荐进一步专科检查以排除来源于胃肠道、乳腺等转移性肿瘤的可能。

推荐意见：在NACT前需获取组织病理学依据，推荐粗针穿刺活检或腹腔镜探查获取组织标本，病理诊断符合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及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腹水细胞学检查和CA125/CEA比值>25仅适宜于无法活检的特殊情况，且排除其他器官的转移性肿瘤（推荐级别：2A类）。

3　新辅助化疗适应证

3.1　肿瘤广泛不适宜直接手术者　经评估PCS难以达到满意肿瘤减灭的AEOC患者，推荐NACT。基于JCOG0602[19]、SCORPION[20]、EORTC 55971[12]和CHORUS[13]研究的数据，比较了NACT联合ICS与PCS联合化疗在AEOC患者中的疗效。PCS组患者术后接受至少6个周期化疗，而ICS组患者则在手术前后各接受3～4个周期化疗。尤其对于Ⅳ期患者，NACT在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上显示出优于PCS的趋势[12-13]。根据EORTC 55971和CHORUS试验的合并分析，NACT组OS为24.3月，PCS组为21.2月（HR=0.76，P<0.05）；NACT组PFS为10.6月，PCS组为9.7月（HR=0.77，P<0.05）[3]。NACT可缓解疾病相关症状，为处理合并症争取时间，缩短手术时间及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尤其是Ⅳ期患者，其在NACT中的生存获益更显著[21]。

3.2　围手术期高风险患者　ASA分级Ⅲ～Ⅳ级、年龄≥60岁、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score，ECOG）>0、有合并症及腹水是术后并发症的高危因素[22]。合并围手术期高风险因素的患者，如高龄、虚弱、多种慢性疾病、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或新诊断的静脉血栓栓塞症，NACT联合ICS显著降低严重并发症风险（P<0.05），是更安全的选择[22]。

推荐意见：推荐由专业的妇科肿瘤医生对AEOC患者进行分层评估。经评估难以实现满意PCS（Suidan评分≥3分，Fagotti评分PIV≥8分或PCI>20分）、围手术期风险高（如ASA分级Ⅲ～Ⅳ级、高龄、ECOG评分>0、合并症、低蛋白血症或新发静脉血栓栓塞）和Ⅳ期AEOC患者，推荐NACT（推荐级别：2A类）。

4　新辅助化疗方案

铂类与紫杉醇的联合化疗是AEOC尤其是高级别浆液性癌或子宫内膜样癌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标准方案。接受卡铂联合紫杉醇或顺铂联合紫杉醇方案的患者在PFS和OS没有显著差异，但前者整体生活质量指标上优于后者[23]，且顺铂的神经毒性、胃肠道毒性、肾毒性、代谢毒性、贫血和脱发发生率较卡铂高。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卡铂被推荐作为NACT的首选铂类药物。4项关键Ⅲ期试验评估了使用3～4个周期标准方案NACT（卡铂5～6 AUC联合紫杉醇175 mg/m²，每3周1次）的效果[12-13,19-20]。EORTC 55971和CHORUS试验发现[12-13]，NACT联合ICS在OS方面不劣于PCS，且在SCORPION试验中[20]，NACT联合ICS与PCS的PFS相似（14月 vs. 15月，P>0.05）。

GINECO/GCIG试验比较了年龄≥70岁的脆弱老年AEOC患者中的3种化疗方案的疗效（见表4）[24]。单药卡铂组和周疗组的中位PFS和OS分别为4.8、8.3月和7.4、17.3月，标准组的中位PFS为12.5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即单药卡铂组的疗效和生存结局显著较周疗组和标准组差[24]，不推荐老年和（或）有合并症患者采用单药卡铂方案。MITO-7和ICON8试验对卡铂联合紫杉醇标准方案与周疗方案（卡铂AUC 2联合紫杉醇60 mg/m²或80 mg/m²，第1、8、15天，每3周1个疗程）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种方案在疗效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26]。60 mg/m²的紫杉醇导致更高的肺部毒性发生率，但在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神经病变、脱发和呕吐方面发生率更低，并且显著改善了生活质量[25]。80 mg/m²的紫杉醇方案导致更高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卡铂超敏反应发生率，与标准方案相比，总体生活质量更差[26]。故推荐为>70岁和（或）有合并症的患者NACT方案为卡铂联合紫杉醇周疗方案，即卡铂AUC 2联合紫杉醇60 mg/m²，第1、8、15天，每3周1个疗程。

表4　GINECO/GCIG试验的3种化疗方案

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晚期卵巢癌患者，NACT联合贝伐珠单抗（4个周期的卡铂联合紫杉醇方案的同时行3～4个周期贝伐珠单抗，15 mg/kg）显著提高完全肉眼无瘤切除率（CRR），且未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率[27]。与不联合贝伐珠单抗组相比，尽管NACT联合贝伐珠单抗未能提高完全肉眼缓解率和R0切除率，但有更高比例的患者实际接受了ICS（89% vs. 67%，P<0.05），且3级以上AEs显著低于不联合贝伐珠单抗组（29% vs. 61%，P<0.05）[28]。联合贝伐珠单抗的NACT患者，ICS需在停用贝伐珠单抗6周后实施（停用贝伐珠单抗期间继续NACT），以减少出血、伤口愈合不良、肠瘘等风险。

推荐意见：适宜NACT的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或低分化子宫内膜样癌患者，优选化疗方案推荐卡铂AUC 5～6联合紫杉醇175 mg/m²，每3周1次。对于高龄、体弱和对化疗耐受性较差的患者可以考虑卡铂AUC 2周疗联合紫杉醇60 mg/m²周疗方案（第1、8、15天，每3周1个疗程）。贝伐珠单抗可选择性用于合并大量腹水或胸水患者，ICS需在停用贝伐珠单抗间隔6周后实施（推荐级别：2A类）。

5　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与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治疗时机

关于AEOC患者的最佳NACT周期数存在争议。最新GOGER-01研究证实，3周期与6周期NACT的完全肉眼无瘤切除率（CRR）、病理完全缓解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延长周期未能进一步提升手术效果[29]，且3周期与6周期NACT相比，PFS和OS生存结局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甚至较少周期（≤4周期）NACT患者的OS更优，提示周期数增加可能降低生存获益[30]。此外，NACT方案因副反应进行调整（如延迟治疗、减剂量、换药物）后，疗效及PFS亦无显著影响，提示周期数具有一定灵活性[31]。目前多数RCT仍推荐3～4周期NACT，且3～4周期后若评估可实现满意减瘤，应尽快行ICS[12-13,19-20]。需强调的是，无论NACT周期数多少，实现R0切除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AEOC对NACT的应答是预判ICS时机至关重要的因素。NACT 2～3个周期后进行影像学检查，并与基线对比，依据RECIST标准再次进行评估。应在每个周期的NACT后进行临床评估和CA125检测。CA125消除率常数K（KELIM）是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标志物，KELIM评分良好组（评分>1.00）实现R0切除率显著高于评分不良组（评分<0.50）及中间组（评分0.50～1.00）（AUC=0.76），且相较于KELIM评分不良组，评分良好组患者OS显著延长[32]。若NACT有临床反应且评估显示可能实现满意减瘤，则ICS应在不超过4个周期NACT后进行[3]。

ICS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顺铂100 mg/m²）较单纯ICS可显著延长卵巢癌患者生存期[33]；有显著的OS获益（52月 vs. 45月，HR=0.05）[34]，且DFS提升至18月（对照组12月，HR=0.12）[34]。上述研究中大多数患者ICS达到了R0切除[33-34]，R0切除是接受后续HIPEC的必要条件。推荐NACT联合ICS达到R0切除的AEOC患者应用HIPEC，但需告知患者相关风险，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或高龄等患者应谨慎使用。其实施需多学科团队协作，包括药学、护理、麻醉和外科，确保术中化疗安全。术前1周内完成基线实验室检查（肾功能、血常规），术中采用目标导向液体治疗，预防肾毒性，并提供抗呕吐方案，术后密切监测肾功能、电解质、血糖和血压。

推荐意见：3个周期NACT后进行增强CT/MRI检查，按照RECIST实体瘤评估标准联合CA125下降及KELIM评分，结合症状缓解（如腹水减少、体力状态显著改善），判断NACT的有效性。理想的ICS时机为3～4周期NACT后，但需结合妇科肿瘤医生的临床判断，也可个体化在4～6周期NACT后ICS。以安全R0切除为手术目标（推荐级别：2A类）。接受NACT联合ICS达到R0切除的Ⅲ～Ⅳ期、体能状态良好、肾功能正常患者，可在ICS同时行HIPEC（推荐级别：2B类）。

6　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的化疗

ICS达到R0切除患者在术后至少进行3周期辅助化疗（优先推荐紫杉醇175 mg/m²联合卡铂AUC 5～6，每3周1次），或总化疗周期数（含NACT）应达6～8次[3,12-13,19-20]。对于高危患者（如ICS未达到R0切除或Ⅳ期患者），NACT联合ICS后不推荐常规增加辅助化疗周期数[35]。铂类为基础化疗周期数超过6个（如8～10个周期），与5～6个周期相比，PFS和OS无显著获益，但神经毒性反应风险升高[35]。本共识推荐ICS后未达到R0切除或Ⅳ期高危患者，若患者对化疗有良好的耐受性，可谨慎控制总化疗周期数在6～8个，一般不建议超过8个。同时综合考虑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如骨髓抑制严重且难以恢复，则视患者情况停止化疗。

目前高危患者ICS术后辅助化疗联用贝伐珠单抗的合适时机和周期数，仅有基于PCS背景的研究，但现有证据仍支持此类患者ICS术后辅助化疗联用贝伐珠单抗[36-37]。对于PCS未实现R0切除或Ⅳ期EOC高危患者而言，与PCS术后仅行6周期化疗相比，贝伐珠单抗全程组（6周期化疗全程及维持期持续使用贝伐珠单抗，即贝伐珠单抗治疗时间为21个周期）的中位PFS较显著延长近4个月[36]。ICON7试验证实在Ⅳ期、不可手术的Ⅲ期或PCS未达R0切除高危人群中，与接受标准化疗组患者相比，接受标准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7.5 mg/kg（共6周期）后序贯维持治疗有显著的OS获益（39.7月 vs. 30.2月），同时PFS延长近50%（16.0月 vs. 10.5月，P<0.05）[37]，且风险可控，未显著影响患者长期生活质量[37]。如果添加贝伐珠单抗，应在术后第2个周期才开始使用贝伐珠单抗（ICS术后至少间隔4周），以待手术伤口充分愈合。

关于ICS后辅助化疗的启动时机，虽然目前尚无专门研究评估，但大部分RCT均在术后6周内开始化疗[12-13,19-20]。考虑到PCS后延迟辅助化疗可能影响预后，建议在患者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于ICS术后2～3周内启动辅助化疗。

推荐意见：当患者体能允许，推荐ICS后2～3周内启动辅助化疗（推荐级别：2B类）。ICS达到R0切除者，推荐术后3个周期辅助化疗或总周期数6～8个，具体须结合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决定（推荐级别：2A类）。ICS未达到R0切除或Ⅳ期等高危患者，建议总周期数8个（推荐级别：2B类）。高危患者ICS术后推荐联用贝伐珠单抗，但需术后间隔4周，避免手术伤口愈合延迟（推荐级别：2A类）。

7　新辅助化疗无临床应答者的管理

接受NACT期间疾病进展的患者往往预后较差，中位OS不足1年。目前尚缺乏RCT研究比较NACT期间疾病进展的患者治疗方案，一般认为使用与卡铂或紫杉醇作用机制不同的化疗药物，如吉西他滨、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或贝伐珠单抗，可能是合适的[38]。探索新治疗方法的研究结果并不乐观，如索拉非尼与拓扑替康联合方案虽显著延长了PFS，但其严重毒性和有限的临床获益仍需进一步研究[39]。

对于NACT疾病进展的患者，应考虑进行重新组织活检以确认诊断并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如分子特征、叶酸受体等），同时确认是否已完成胚系BRCA检测。NACT期间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多不再推荐ICS，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推荐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或选择替代药物进行姑息性化疗或启动临终关怀，即使更换治疗方案后达到PR甚至CR，ICS也要十分谨慎。

推荐意见：NACT期间疾病进展的铂类耐药或铂类难治性卵巢癌患者，可考虑重新组织活检明确诊断，鼓励分子检测，建议更换为作用机制不同的化疗药物，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早期引入姑息治疗以缓解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同时积极提供心理支持（推荐级别：2B类）。

8　多学科协作与全程管理

对于AEOC患者，一线治疗决策应由多学科协作（MDT）团队（妇科肿瘤医师、外科医师、影像科、病理科、肿瘤内科、麻醉科及营养支持团队等）共同制定。临床医师需清晰沟通循证治疗方案的获益与风险，充分尊重患者的目标和偏好，并营造支持性环境，鼓励患者提出问题并讨论其担忧或不确定性。同时，鉴于患者可能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及家庭成员等渠道获取信息，临床医师需引导患者使用可靠资源，并强调协作与透明决策的重要性。

接受满意减瘤的患者中，37%就诊于具备综合治疗条件的大型医疗机构/肿瘤中心，不满意减瘤患者中该比例仅为31%，提示这类机构的减瘤治疗经验更优[40]。此外，高手术量医院的CRR（43.3%）优于中手术量医院（41.6%）、低手术量医院（41.0%）[41]，提示其更具备满意减瘤条件。同时，低手术量医师治疗的卵巢癌患者，中位OS较中/高手术量医师显著缩短（32.8月 vs. 41.9月，32.8月 vs. 42.1月），死亡风险升高（HR=1.25），且化疗依从性更低[42]。地区差异方面，农村地区患者接受妇科肿瘤医师手术的可能性低于城市患者（OR=0.48）[43]。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患者中，与非专科医师实施手术相比，由妇科肿瘤专科医师实施手术可显著改善3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HR=0.57）[43]。这些优势与大型医疗机构或肿瘤中心的手术团队经验、MDT支持和丰富的医疗资源密切相关。普通医院及非妇科肿瘤中心需要通过提升专业能力、优化资源分配和加强多学科合作来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针对中国数据相对不足问题，鼓励开展前瞻性研究（如NACT联合免疫治疗、分子分型指导治疗）。对于需在PCS和NACT之间抉择的患者，临床医师应首先解释诊断结果，包括疾病范围、分期及预后意义，并以通俗语言分享发病率、生存期及生活质量数据，帮助患者决策。

筛选路径及全程管理见图2。

图2　AEOC患者NACT全程管理流程图

推荐意见：接诊医疗机构不具备满意减瘤手术条件时，应尽早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或肿瘤中心或区域医疗中心。MDT在AEOC的治疗中至关重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推荐级别：2A类）。

9　结语

本共识结合近期国内外文献及指南，整合了妇科肿瘤专家的临床经验，强调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旨在为我国AEOC的NACT的临床应用提供指导。然而，部分前瞻性研究结果尚未公布，部分推荐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可能存在一定争议。AEOC的NACT临床应用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如NACT最佳周期数、基于基因检测的免疫及靶向治疗，以及对NACT无应答患者的替代治疗方案等。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和前瞻性研究的推进，AEOC的精准诊疗有望进一步提升，本共识将持续更新，以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1. Coleridge SL, Bryant A, Kehoe S, et al. Chemotherapy versus surgery for initial treatment in advanced ovarian epithelial cancer [J/CD].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1, 2: CD005343.
2. Bercow A, Stewart T, Bregar AJ, et al. Utilization of primary cytoreductive surgery for advanced-stage ovarian cancer [J]. JAMA Netw Open, 2024, 7(10): e2439893.
3. Gaillard S, Lacchetti C, Armstrong DK,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ASCO guideline update [J]. J Clin Oncol, 2025, 43(7): 868-891.
4. Chiva L, Ordas P, Mishra J, et al. SUROVA study: global real-world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mortality risk prediction in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25, 35(12): 102688.
5. Lesnock J, Gaillard S, Tew WP. ASC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cancer guideline: a SGO endorsement [J]. Gynecol Oncol, 2025, 204: 251-263.
6. Suidan RS, Ramirez PT, Sarasohn DM, et al. A multicenter assessment of the ability of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 and CA 125 to predict gross residual disease at primary debulking for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J]. Gynecol Oncol, 2017, 145(1): 27-31.
7. Lee YJ, Chung YS, Lee JY, et al. Role of diagnostic laparoscopy in deciding primary treatment in advanced-stage ovarian cancer [J]. J Gynecol Oncol, 2023, 34(2): e17.
8. Tang X, Zhang X, Liu X, et al. A novel laparoscopy-based model for the prediction of optimal cytoreduction and prognosis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J].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21, 256: 256-262.
9. Vizzielli G, Costantini B, Tortorella L, et al. Influence of intra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assessed by laparoscopy on prognosis of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 single-institution experience [J]. Ann Surg Oncol, 2014, 21(12): 3970-3977.
10. Climent MT, Serra A, Gilabert-Estelles J, et al. Comparison of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scoring methods in predicting resectability and prognosis in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J]. J Clin Med, 2021, 10(12): 2553.
11. Daly MB, Pal T, Berry MP, et al. Genetic/Familial high-risk assessment: breast, ovarian, and pancreatic, version 2.2021,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J].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21, 19(1): 77-102.
12. Vergote I, Trope CG, Amant F,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primary surgery in stage IIIC or IV ovarian cancer [J]. N Engl J Med, 2010, 363(10): 943-953.
13. Kehoe S, Hook J, Nankivell M, et al. Primary chemotherapy versus primary surgery for newly diagnosed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CHORUS):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non-inferiority trial [J]. Lancet, 2015, 386(9990): 249-257.
14. Odajima S, Ueda K, Hosoya S, et al. Clinical availability of tumour biopsy using diagnostic laparoscopy for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J]. In Vivo, 2021, 35(6): 3325-3331.
15. Mascilini F, Quagliozzi L, Mirandola M, et al. Transvaginal ultrasound-guided biopsy in patients with suspicious primary advanced tubo-ovarian carcinoma [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23, 33(2): 236-242.
16. Wood EJ, Pickhardt PJ, Elissa M, et 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vaginal biopsies of pelvic lesions: diagnostic yield, safety profile,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ver a 20-year experience [J]. Abdom Radiol, 2023, 48(3): 1154-1163.
17. Goyal A. Role of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in the diagnosis of gynecologic tumors [J]. Acta Cytol, 2023, 67(2): 195-212.
18. Baransi S, Michaan N, Gortzak-Uzan L, et al. The accuracy of ascites cytology in diagnosis of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prior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J]. Menopause, 2020, 27(7): 771-775.
19. Onda T, Satoh T, Saito T, et al.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invasiveness between upfront debulking surgery versus 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 follow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III/IV ovarian, tubal, and peritoneal cancers in a phase III randomised trial: Japan Clinical Oncology Group Study JCOG0602 [J]. Eur J Cancer, 2016, 64: 22-31.
20. Fagotti A, Ferrandina G, Vizzielli G, et al. Phase III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comparing primary surgery vers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with high tumour load (SCORPION trial): final analysis of peri-operative outcome [J]. Eur J Cancer, 2016, 59(1): 22-33.
21. Shawky M, Choudhary C, Coleridge SL,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before surgery versus surgery followed by chemotherapy for initial treatment in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J/CD].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5, 2: CD005343.
22. Kengsakul M, Nieuwenhuyzen-de Boer GM, Udomkarnjananun S, et al. Factors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morbidity after cytoreductive surgery for ovarian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 Gynecol Oncol, 2022, 33(4): e53.
23. Greimel ER, Bjelic-Radisic V, Pfisterer J, et al. Randomized study of the Arbeitsgemeinschaft Gynaekologische Onkologie Ovarian Cancer Study Group compa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treated with cisplatin/paclitaxel versus carboplatin/paclitaxel [J]. J Clin Oncol, 2006, 24(4): 579-586.
24. Falandry C, Rousseau F, Mouret-Reynier MA,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irst-line single-agent carboplatin vs carboplatin plus paclitaxel for vulnerable older adult women with ovarian cancer: a GINECO/GCIG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Oncol, 2021, 7(6): 853-861.
25. Pignata S, Scambia G, Katsaros D, et al. Carboplatin plus paclitaxel once a week versus every 3 week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MITO-7): a randomised,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J]. Lancet Oncol, 2014, 15(4): 396-405.
26. Clamp AR, James EC, McNeish IA, et al. Weekly dose-dense chemotherapy in first-line epithelial ovarian, fallopian tube, or 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 treatment (ICON8): overall survival results from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J]. Lancet Oncol, 2022, 23(7): 919-930.
27. Rouzier R, Gouy S, Selle F,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evacizumab-containing neoadjuvant therapy followed by 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 in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results from the ANTHALYA trial [J]. Eur J Cancer, 2017, 70: 133-142.
28. Garcia Garcia Y, de Juan Ferre A, Mendiola C,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results from GEICO 1205, a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for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19, 29(6): 1050-1056.
29. Zamagni C, Fagotti A, Rubino D,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III trial of 3 vs 6 courses of neoadjuvant carboplatin-paclitaxel chemotherapy in stage IIIC or IV epithelial ovarian, fallopian tube or primary peritoneal carcinom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2025, 35(2): 6-7.
30. Coada CA, Dondi G, Ravegnini G, et al. Optimal number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ycles prior to 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 in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J]. J Gynecol Oncol, 2023, 34(6): e82.
31. Salman L, Ben-Haroush A, Raban O,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reatment modifications in ovarian carcinoma: the impact on surgical outcome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J]. Am J Clin Oncol, 2019, 42(1): 17-20.
32. You B, Robelin P, Tod M, et al. CA-125 ELIMination rate constant K (KELIM) is a marker of chemo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results from the phase II CHIVA trial [J]. Clin Cancer Res, 2020, 26(17): 4625-4632.
33. Aronson SL, Lopez-Yurda M, Koole SN,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with or without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OVHIPEC-1): final survival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J]. Lancet Oncol, 2023, 24(10): 1109-1118.
34. Antonio CCP, Alida GG, Elena GG,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with or without HIPEC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cancer: a phase 3 clinical trial [J]. Ann Surg Oncol, 2022, 29(4): 2617-2625.
35.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NCCN guidelines ®) ovarian cancer including fallopian tube cancer and 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 [C]. P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2025.
36. Burger RA, Brady MF, Bookman MA, et al. Incorporation of bevacizumab in the primary treatment of ovarian cancer [J]. N Engl J Med, 2011, 365(26): 2473-2483.
37. Oza AM, Cook AD, Pfisterer J, et al. Standard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for women with newly diagnosed ovarian cancer (ICON7): overall survival results of a phase 3 randomised trial [J]. Lancet Oncol, 2015, 16(8): 928-936.
38. Wright AA, Bohlke K, Armstrong DK,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society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and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J]. J Clin Oncol, 2016, 34(28): 3460-3473.
39. Chekerov R, Hilpert F, Mahner S, et al. Sorafenib plus topotecan versus placebo plus topotecan for platinum-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TRIAS):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2 trial [J]. Lancet Oncol, 2018, 19(9): 1247-1158.
40. Wong DH, Mardock AL, Manrriquez EN, et al. Trends in extent of surgical cytoreduction for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J]. PLoS One, 2021, 16(12): e0260255.
41. Nasioudis D, Kahn R, Chapman-Davis E, et al. Impact of hospital surgical volume on complete gross resection (CGR) rates following primary debulking surgery for advanced 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rcinoma [J]. Gynecol Oncol, 2019, 154(2): 401-404.
42. Aviki EM, Lavery JA, Roche KL, et al. Impact of provider volume on front-line chemotherapy guideline compliance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J]. Gynecol Oncol, 2020, 159(2): 418-425.
43. Weeks KS, Lynch CF, West MM, et al. Impact of surgeon type and rurality on treatment and survival of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J]. Am J Clin Oncol, 2021, 44(10): 544-551.
44.  

执笔作者：梁栩芝（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范江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建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李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阳（福建省肿瘤医院）；张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颖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许天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王刚（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李力（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孔北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共识制定及讨论的专家组成员（排名按照姓氏拼音）：陈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方梓羽（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范江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春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郭莉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侯文杰（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李力（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孔北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孔为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李长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李大鹏（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卢淮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淑娟（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梁栩芝（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阳（福建省肿瘤医院）；王刚（四川省妇幼保健院）；王建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王玉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王颖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温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许天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阳志军（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尧良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易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辉（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世玉（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基金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2025GXNSFDA069002）；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桂科AB22080045）；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攀登计划项目（编号：YYZS2024006）

通讯作者：孔北华，E-mail：kongbeihua@sdu.edu.cn；张师前，E-mail：r370112@126.com；范江涛，E-mail：jt_fan20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