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作者：王鹏远  教授

王鹏远 李楠 陈善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胃肠外科

引用本文: 王鹏远, 李楠, 陈善稳 . 腹腔热灌注化疗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J].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26, 41(4): 319-323. DOI: 10.3760/cma.j.cn 113855-20251224-00686.

【摘要】 胃癌腹膜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约10%~30%初诊患者及半数以上进展期胃癌术后患者发生腹膜转移，未治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3~6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2%。腹腔热灌注化疗通过将化疗药物与灌洗液混合加热后持续恒温灌注腹腔，实现了化疗、热疗与机械冲洗的三重协同：高温（42~43℃）可激活热休克蛋白、增强化疗药物渗透性与DNA结合力，并突破血-腹膜屏障、延缓药物代谢，从而在腹腔内维持高浓度、长时程的细胞毒性作用；同时大容量持续灌注通过机械冲刷可以有效清除腹腔内游离癌细胞及手术残屑。临床研究已证实腹腔热灌注化疗在卵巢癌、腹膜间皮瘤及腹膜假黏液瘤治疗中的确切疗效，其在胃癌腹膜转移预防与治疗领域亦展现出重要价值，正从经验性应用向规范化治疗策略转型，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潜在核心技术手段。

【关键词】 胃肿瘤； 化学疗法，肿瘤，局部灌注； 肿瘤转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T2541067）

腹膜转移是胃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在初次诊断的胃癌患者中，约有10%~30%已存在腹膜转移，超过50%的T3、T4期患者在胃癌术后发生腹膜转移^［1］。未经有效综合治疗时，胃癌腹膜转移患者预后极差，中位生存期仅为3~6个月，5年生存率低于2%，多数患者因肿瘤快速进展及并发症在短期内死亡^［2-4］。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作为一种治疗腹膜原发肿瘤或腹膜转移瘤的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原理是将目前常用的化疗药物同大量灌洗液混合，经设备加热后持续恒温地灌注入患者的腹腔。该技术将药物化疗、高温疗法、机械冲洗相结合用于清除腹腔内隐藏的或是已存在的肿瘤细胞^［5］。目前HIPEC可用于治疗卵巢癌、腹膜间皮瘤、腹膜假黏液瘤及结直肠癌等^［6］，并且疗效很可观。随着HIPEC技术被成功用于治疗肿瘤的腹膜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聚焦于HIPEC预防胃癌腹膜转移的应用研究。

HIPEC的优势在于绕过血-腹膜屏障的同时延缓了化疗药物的代谢过程，显著提高了腹腔内药物浓度；HIPEC的热治疗不仅可以激活热休克蛋白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还增加了化疗药物的渗透性，扩张肿瘤周围的血管，改变肿瘤细胞膜的通透性，并增强化疗药物与DNA及细胞分子的结合力，从而提升其细胞毒性。此外，高温还能增加化疗药物在肿瘤组织中的渗透深度，远超单纯化疗的效果。持续性（60~120min）的大容量灌注液通过机械效应有效清除腹腔内的游离组织碎片及手术中可能散布的癌细胞，确保手术区域的清洁，减少肿瘤残留的概率^［7-8］。大量临床实践证明，HIPEC是一种高效的，包括胃癌在内的肿瘤腹膜转移的治疗方法，同时其作为一种高效的预防胃癌腹膜种植转移的新方法日渐得到重视。

一、HIPEC在胃癌腹膜种植转移治疗中的应用现状

应用的核心在于能否使患者的肿瘤学获益大于手术风险，腹膜癌指数（peritoneal cancer index，PCI）<15或合并可切除的肝转移及癌性腹水，需积极尝试应用HIPEC治疗改善肿瘤的生物学行为^［9］。HIPEC在胃癌腹膜种植治疗上与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CRS）的联合是目前关注的焦点。2018年韩国发表的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进一步证实，HIPEC的疗效与胃癌腹膜种植的肿瘤负荷密切相关，PCI≤10、11~20和21~39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26、16和12个月，PCI分级和细胞减灭程度是预后的关键预测因素^［9］。2019 年法国CYTO-CHIP倾向评分分析研究表明，对于能达到完全细胞减灭的胃癌腹膜转移患者，CRS+HIPEC相比单纯CRS能带来生存获益，尤其是在PCI为0的亚组，OS达到22.8个月，而对照组仅为12.9个月^［10］。2023年英国一项Meta分析表明，HIPEC可提高进展期胃癌患者的3、5年的生存率并降低腹膜复发率，不会显著增加并发症发生率^［11］。2024年德国发表的GASTRIPEC-Ⅰ Ⅲ期随机对照试验则显示，尽管CRS+HIPEC未能改善腹膜种植胃癌患者的总生存期（14.9个月比14.9个月），但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7.1个月比3.5个月）和远处无转移生存期^［12］。我国南方医院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接受HIPEC治疗的腹膜种植转移胃癌患者以PCI=6为分界值，低PCI组和高PCI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29个月和11个月，两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23个月和10个月，提示高PCI预示了较差的预后^［13］。

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道肿瘤研讨会上，瑞金医院朱正纲教授的团队报告了DRAGON-01的研究结果，研究评估了腹腔和静脉联合应用紫杉醇加替吉奥（NIPS组）与紫杉醇加替吉奥（PS组）在胃癌伴腹膜转移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发现与静脉应用紫杉醇加替吉奥相比，腹腔和静脉联合应用紫杉醇加替吉奥可显著改善胃癌伴腹膜转移患者的OS，并且毒性可控^［14］。这些研究结果表明，HIPEC的优势毋庸置疑，HIPEC的确能为患者带来一定的生存获益，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重要的是不会提高并发症的概率，HIPEC对PCI较低的患者效果更好，对PCI较高的患者也有不错的疗效。

二、HIPEC预防胃癌术后腹膜种植转移的应用现状

胃癌继发性腹膜种植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获得学界较为广泛认可的是“种子与土壤”学说，将转移分为几个步骤，包括：（1）肿瘤细胞脱落和迁移；（2）黏附在转移部位并侵袭；（3）获得新生血管并增殖^［15］。腹膜种植的前提是腹腔内游离癌细胞（intraperitoneal free cancer cells，IFCCs）的出现，IFCCs的两大来源是肿瘤侵犯突破浆膜和手术相关的医源性因素，包括胃癌因侵犯浸润正常组织时穿透浆膜，在手术挤压作用下形成腹腔游离癌细胞以及淋巴管受侵时行淋巴结清扫或血管受肿瘤侵犯后的术中出血。照此理论，胃癌切除过程中的转移淋巴结清扫等操作可能会诱导肿瘤细胞扩散到腹膜腔。因此，胃癌手术后可采取同期或早期HIPEC来消除IFCCs以减少胃癌患者术后腹膜转移，提高进展期胃癌患者的OS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项研究连续纳入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于该院胃肠外科接受手术的119例胃癌患者，取开腹后即刻、手术操作完成后即刻、冲洗腹腔后3个时间点，分别以300~400ml生理盐水灌洗腹腔并收集灌洗液，进行传统离心法细胞学、滤膜法细胞学、免疫细胞化学以及RT-PCR方法检测IFCCs，结果发现IFCCs阳性胃癌患者的短期预后较阴性患者差，手术操作增加了IFCCs的脱落风险，并且手术操作完成后行腹腔冲洗可减少IFCCs^［16］。因此，胃癌腹膜转移预防的关键在于进行肿瘤切除或淋巴清扫时尽可能减少IFCCs的产生，同时利用HIPEC减少IFCCs的数量和密度以最大限度预防腹膜转移癌的发生。2020年发表的天津医科大学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接受HIPEC治疗（紫杉醇175mg/m²，温度43℃，时长60min，共3次）的80例Ⅲb期胃癌患者与同期接受单纯手术90例Ⅲb期胃癌患者，根据术后是否使用HIPEC分为HIPEC组（研究组）和单纯手术组（对照组），HIPEC组中位生存期为54个月，对照组为38个月，研究结果显示手术联合HIPEC安全可行，有利于提高患有印戒细胞癌、Borrmann Ⅲ型及Borrmann Ⅳ型进展期胃癌患者术后的5年生存率，延长生存期并且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17］。2023年西班牙发表的一项前瞻Ⅲ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将腹膜转移胃癌患者随机分为接受CRS加HIPEC（研究组，89例患者，60min内30mg/m²）或单纯细胞减少术（对照组，95例患者）。与单纯手术相比，研究组3年区域控制率为97.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7.6%（P<0.05）^［18］。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均表明，预防性的HIPEC可以减少进展期胃癌腹膜转移的发生，并有效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

三、胃癌HIPEC化疗药物的选择及研究进展

HIPEC单药治疗疗效有限，联合用药虽然能提升疗效，但会相应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因此在有效性与安全性之间寻求平衡，成为HIPEC治疗药物选择的关键问题。在临床实践中，药物选择需参考原发肿瘤静脉化疗的常用药物、患者既往敏感药物或药敏试验结果，同时优先选用肿瘤组织穿透性高、分子量大、腹膜吸收率低、与热效应具有协同作用、对腹膜刺激性小，并且对肿瘤有效的药物^［19］。

顺铂通过与DNA结合生成Pt/DNA结合物破坏DNA结构的方式来阻止细胞的增殖，不仅如此，顺铂也可以诱导活性氧簇的产生导致肿瘤细胞死亡，并且顺铂作用的浓度和维持的时间与活性氧簇产生的水平正相关，从而影响其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20-21］。紫杉醇可以稳定微管并阻断有丝分裂，同时可诱导细胞凋亡、调节免疫及抑制肿瘤迁移。紫杉醇的微管靶向机制区别于传统DNA损伤类化疗药，对乳腺癌、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等疗效显著，是临床一线化疗药物，目前也被广泛推广到进展期胃癌HIPEC体系中^［22］。紫杉醇用于HIPEC主要分为单药HIPEC与联合HIPEC两种核心方式。紫杉醇单药HIPEC用于胃癌腹膜转移安全可行，能有效控制腹水，并且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可控^［23-24］。紫杉醇联合顺铂或奥沙利铂等药物也显现出较好的疗效^［25］。丝裂霉素C自1988年就已被应用于HIPEC治疗胃癌，该药物在常规化疗和HIPEC中广泛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丝裂霉素C通过诱导DNA链之间的交联来发挥其抗癌作用，从而扰乱DNA复制和转录过程，最终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增殖^［26］。丝裂霉素单药一般多用于腹膜假黏液瘤、局部晚期结直肠癌等，降低复发，改善预后，联合用药多与铂类等联用，协同增效，适用于胃癌、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等，尤其在高危患者或姑息治疗中优势明显^［27］。

国内一项单中心研究发现，采用紫杉醇（40 mg/m²）HIPEC序贯腹腔-静脉滴注联合替吉奥的治疗方案，能够显著提升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R₀手术转化率^［28］。荷兰PERISCOPE Ⅰ研究则明确了奥沙利铂（460mg/m²）联合多西他赛（50mg/m²）为Ⅱ期临床试验的推荐HIPEC剂量^［29］。国内开展的一项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纳入11个随机对照试验共1092例患者，结果证实顺铂、丝裂霉素C等单药或联合方案均能改善患者的OS，其中顺铂方案在OS改善和总体疾病复发控制方面优于其他方案^［30］。此外，国外一项长达10年的单中心研究验证了CRS联合HIPEC及术中放疗的治疗效果，研究中常用顺铂联合丝裂霉素C等方案，结果显示这种多模式治疗策略可显著延长患者的OS和DFS，并且不会增加发病率或死亡率^［31］。

在适用于HIPEC治疗的新药研发及组合方面，有国内学者制备了由藤黄酸和二甲双胍组装而成的新型纳米组装体，使HIPEC能够用于原位结直肠癌和卵巢癌的治疗。温热可触发癌细胞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导致损伤相关分子模式的释放，从而增强肿瘤微环境的免疫原性。藤黄酸是一种有效的热休克蛋白抑制剂，可增加癌细胞对高温诱导的细胞死亡的敏感性。此外，藤黄酸本身也是一种化疗药物，可以有效地诱导癌细胞的凋亡，并放大热效应诱导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二甲双胍能有效清除肿瘤细胞外基质，促进纳米粒子对肿瘤组织的深入渗透，促进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渗透。更重要的是，藤黄酸和二甲双胍在HIPEC期间的协同结合在体内触发了强大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这一综合策略为晚期腹盆腔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条很有前途的治疗途径^［32］。

综合来看，HIPEC的常用药物涵盖顺铂、奥沙利铂、丝裂霉素、氟尿嘧啶、紫杉醇及多西他赛等，临床中可采用马法兰替代对顺铂过敏的患者。上述研发的纳米工程组装体现已展现出良好的应用潜力，未来有望应用于进展期胃癌患者的治疗。当前，不同常规化疗药物的单药使用或多药联合方案在疗效上存在差异，而关于药物使用的系统性研究仍存在空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着重聚焦规范化的组合与剂量的探索。

四、结语

2025 年最新NCCN胃癌指南建议HIPEC均应在多学科讨论后方可实施，所有考虑接受HIPEC治疗的患者均应接受预治疗评估，包括进行胸、腹、盆CT检查以进行肿瘤分期、进行诊断性腹腔镜检查并采集冲洗液以进行PCI评估，以及考虑进行PET扫描以排除远处转移。对于某些PCI≤10的进展期胃癌患者，HIPEC联合CRS是一种选择；对于PCI>10的某些患者，可以考虑在临床试验中使用HIPEC^［33］。总体而言，虽然HIPEC的研究较为分散，但对进展期胃癌腹膜转移后的治疗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能延长患者的5年生存率、无病生存期或改善其他指标。目前NCCN指南推荐，HIPEC在有经验的中心可以在有腹膜种植转移风险因素的胃癌患者中术后早期应用以预防腹膜种植，而国内外许多研究也证实HIPEC可以预防进展期胃癌患者发生腹膜转移^［34］。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肿瘤免疫治疗时代，尽管HIPEC具有潜在的免疫激活效应，并在减少胃癌腹膜转移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临床价值，其与胃癌免疫治疗的规范化联合应用仍缺乏高质量、前瞻性临床试验的有力支持。目前尚无系统研究明确二者在进展期胃癌治疗中的联合时机、给药顺序、疗程设置及安全性窗口。因此，在多学科协作框架下，围绕HIPEC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调控作用，亟须从机制、临床与转化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在机制层面，应借助单细胞多组学与空间转录组技术，动态绘制在HIPEC干预前后腹膜转移灶的免疫微环境图谱，明确其能否及如何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重塑抗原呈递网络、耗竭抑制性免疫细胞等途径将“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从而为联合治疗提供理论支点；在临床层面，应针对Borrmann Ⅳ型、Lauren弥漫型、术前腹腔游离癌细胞阳性等高危人群，前瞻性设计以“HIPEC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干预节点的随机对照试验，重点解决联合治疗的介入时机、给药时序协同及围手术期安全性边界等关键问题；在转化层面，应积极探索基于循环肿瘤DNA、腹水外泌体、外周血细胞因子谱等液体活检标志物的动态疗效预测体系，推动联合方案从固定模式下的经验用药向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范式跃迁。唯有通过机制深挖、循证构建与转化落地的三重驱动，HIPEC联合免疫治疗才有望从个案报告与回顾性分析中突围，真正成为进展期胃癌尤其是腹膜转移高风险人群综合治疗策略中强有力的标准治疗手段。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Szor D J, Pereira M A, Ramos M F, et al. Peritoneal recurrence  in gastric cancer after curative gastrectomy: risk factors and  predictive score model[J]. J Gastrointestinal Surg, 2025, 129(1):101850. DOI: 10.1016/j.gassur.2024.10.005.

1. Allen C J, Newhook T E, Vreeland T J, et al. Yield of  peritoneal cytology in staging patients with gastric and  gastroesophageal cancer[J]. J Surg Oncol, 2019, 120(8): 1350-1357.

DOI: 10.1002/jso.25729.

[3]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 胃癌腹膜转移诊治中国专家 共识(2023 版)[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3, 26(8):717-728. DOI: 10.3760/cma.j.cn441530-20230608-00196.

1. Koemans W, Lurvink R, Grootscholten C, et al. Synchronous  peritoneal metastases of gastric cancer origin: incidence, treatment and survival of a nationwide Dutch cohort[J]. Gastric Cancer, 2021, 24(4): 800-809.
2. DOI: 10.1007/ s10120-021-01160-1.
3. 中国抗癌协会腹膜肿瘤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抗癌协会肿瘤 热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临床应用专家 共 识 (2019 版) [J]. 中 华 医 学 杂 志 , 2020, 100(2): 89-96.
4.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20.02.003.

[6] 周思成, 姜玉娟, 陈海鹏, 等 . 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 化疗治疗结直肠和阑尾癌腹膜转移的疗效分析[J]. 中华 普通外科杂志, 2022, 37(7):530-531. DOI: 10.3760/cma.j. cn113855-20211009-00589.

[7] Cortés-Guiral D, Hübner M, Alyami M, et al. Primary and  metastatic peritoneal surface malignancies [J]. Nat Rev Dis  Primer, 2021, 7(1):91. DOI: 10.1038/s41572-021-00326-6.

[8] 谭华志, 沈晓军, 韩玮. 腹腔热灌注化疗预防胃癌术后 腹 膜 转 移 的 现 状 与 前 景 [J]. 腹 部 外 科 , 2025, 38(4): 321-325. DOI: 10.3969/j.issn.1003-5591.2025.04.012.

[9] Steffen T, Putora P M, Hübner M, et al. Diagnostic nodes  of patient selection for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mong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 swiss national multicenter survey[J]. Clin Colorectal Cancer, 2019, 18(4):e335-e342.DOI: 10.1016/j.clcc.2019.06.002.

[10] Kim D, Park D, Song S,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s treatment options for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J]. J Gastric Cancer, 2018, 18(3): 296-304. DOI: 10.5230/jgc.2018.18.e32.

[11] Bonnot P E, Piessen G, Kepenekian V,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with or without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with peritoneal metastases (CYTO-CHIP study): a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J]. J Clin Oncol, 2019, 37(23): 2028-2040. DOI: 10.1200/JCO.18.01688.

[12] Patel M, Arora A, Mukherjee D, et al. Effect of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rates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 J Surg, 2023, 109(8): 2435-2450. DOI:10.1097/JS9.0000000000000457.

[13] Rau B, Lang H, Koenigsrainer A, et al. Effect of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on cytoreductive surgery in gastric cancer with synchronous peritoneal metastases: the phase Ⅲ GASTRIPEC-I trial [J]. J Clin Oncol, 2024, 42(2): 146-156. DOI: 10.1200/JCO.22.02867.

[14] Lin T, Chen X, Xu Z, et al. Laparoscopic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with intraoperative detection of limited peritoneal metastasis: a Phase Ⅱ study of CLASS-05 trial[J]. Gastroenterol Rep , 2024, 12: goae001. DOI: 10.1093/gastro/goae001.

[15] Wang J, Li L, Zhang H, et al. Intraperitoneal and intravenous paclitaxel plus S-1 versus intravenous paclitaxel plus S-1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metastasis: Results from th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phase 3 DRAGON-01 trial[J]. J Clin Oncol, 2024, 42(15):1620-1630. DOI: 10.1200/ JCO.24.01235.

1. 邹建玲, 鲁智豪, 沈琳 . 癌性腹膜炎性改变的分子和免疫机制 [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 2018, 21(11): 1311-1314.
2.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74.2018.11.022.

[17] 刘大方, 沈超, 周宇石, 等. 胃癌患者术中腹腔游离癌细胞的检测及其与预后的关系[J].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18, 33(5): 376-380. DOI: 10.3760/cma.j.issn.1007-631X.2018.05.008.

1. 詹宏杰, 梁寒, 刘洪敏, 等 . 腹腔热灌注化疗对不同病理类型和Borrmann 分型进展期 胃 癌 患 者 的 预 后 分 析[J].中 国 肿 瘤 临床, 2020, 47(3): 135-139.
2.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0.03.005.

[19] Arjona-Sánchez A, Espinosa-Redondo E, Gutiérrez-Calvo A,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traoperative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colon cancer: a phase 3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Surg, 2023, 158(7):683-691. DOI: 10.1001/jamasurg.2023.0662.

[20] Lopes L, Pinto S, Vande S K. Drugs, doses, and durations of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standardising HIPEC and EPIC for colorectal, appendiceal, gastric, ovarian peritoneal surface malignancies and peritoneal mesothelioma[J]. Int J Hypertherm, 2017, 33(5): 489-498. DOI: 10.1080/02656736.2017.1291999.

[21] 郭世祺, 马荔 . 抗癌药物的先驱——顺铂[J]. 大学化学,2019, 35(1):40-46. DOI: 10.3866/PKU.DXHX201905024.

[22] Brozovic A, Ambriović ‐Ristov A, Osmak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splatin-induc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glutathione, and BCL-2 and resistance to cisplatin [J].

Critic Rev Toxicol,2010,40(4):347-359.

DOI: 10.3109/10408441003601836.

[23] Seyam S, Alallam B, Harif Fadzilah NH, et al. Advances in paclitaxel nanoform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 vivo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safety enhancements[J]. J Controll Release, 2025, 385: 114036. DOI: 10.1016/j.

jconrel.2025.114036.

[24] He F, Sun Y, Zhang W,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generic nab-paclitaxel-based therap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in a real-world setting: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J]. Discover Oncol, 2024, 15(1):712. DOI: 10.1007/s12672-024-01609-6.

[25] 梅嘉鑫, 赵林勇, 张维汉, 等. 局部进展期胃腺癌患者接受切除术联合紫杉醇腹腔热灌注化疗的安全性研究[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4, 27(5):471-477. DOI: 10.3760/

cma.j.cn441530-20240104-00006.

[26] Wu M, Cheng X, Wang D, et al. Determining the maximum tolerated dose of paclitaxel combined with fixed dose of cisplatin for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cancer: a multicenter phase I trial[J]. Gynecol Oncol, 2024, 181(2):125-132. DOI: 10.1016/j.ygyno.2023.12.019.

[27] Koga S, Hamazoe R, Maeta M, et al. Prophylactic therapy for peritoneal recurrence of gastric cancer by continuous hyperthermic peritoneal perfusion with mitomycin C[J]. Cancer, 1988, 61(2):232-237. DOI: 10.1002/1097-0142 (19880115)61:2<232::aid-cncr2820610205>3.0.co;2-u.

[28] Sugarbaker P.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eritoneal metastas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J]. Indian J Surg Oncol, 2019, 10(1):3-23. DOI: 10.1007/s13193-018-0856-1.

[29] 蔡明志, 李斌, 吴亮亮, 等 . 腹腔热灌注化疗序贯腹腔-静脉滴注紫杉醇联合替吉奥转化治疗胃癌腹膜转移的疗效分析——HIPEC 02研究单中心数据[J]. 中国肿瘤临床, 2024,51(13):684-689.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4.13.004.

[30] Koemans W, van der Kaaij R T, Boot H,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versus palliative systemic chemotherapy in stomach cancer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protocol of a multicentre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PERISCOPE Ⅱ) [J]. BMC Cancer, 2019, 19(1): 420. DOI:10.1186/s12885-019-5640-2.

[31] Wang T, Ma S, Zhang S, et al. Optimal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regimen for advanced and peritoneal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Bayesian network meta-analysis[J]. Front Oncol,2024, 14:1466473. DOI: 10.3389/fonc.2024.1466473.

[32] Momeni M, Tavakoli A, Asadi A, et 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combined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nd intra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in the management of gastric cancer: a 10-year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J]. World J Surg Oncol , 2025, 23(1): 89. DOI:10.1186/s12957-025-03678-5.

[33] Fang H, Zhang L, Wu Y, et al. Carrier-free multifunctional nanomedicine for enhanced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gainst abdominal pelvic tumors[J]. Chem Engineer J, 2024, 498:155781. DOI: 10.1016/j.cej.2024.155781.

[34] Ajani J, D'Amico T, Bentrem D J, et al. Gastric cancer, version 2.2025,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J]. J Nat Comprehen Cancer Netw, 2025, 23(5): 169-191. DOI: 10.6004/jnccn.20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