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述评】腹膜假黏液瘤诊疗的国际前沿进展与实践
腹膜假黏液瘤(PMP)的学术研究历程曲折漫长,直至近40年才逐渐形成符合肿瘤学核心理论的认知体系,随之临床诊疗水平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构建起以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技术体系。
2026-05-27
李雁 等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通信作者:李雁
引用本文:李雁, 王辉, 郑青杨, 等. 腹膜假黏液瘤诊疗的国际前沿进展与实践[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6, 29(4): 445-449. DOI: 10.3760/cma.j.cn441530-20260201-00072.
作者:李雁、王辉、郑青杨、付煜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腹膜肿瘤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普通外科(结直肠外科)、广东省结直肠盆底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黄埔区中六生物医学创新研究院
通信作者:李雁,Email:lya03816@btch.edu.cn
摘要
腹膜假黏液瘤(PMP)的学术研究历程曲折漫长,直至近40年才逐渐形成符合肿瘤学核心理论的认知体系,随之临床诊疗水平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构建起以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技术体系。本文梳理总结第15届国际腹膜癌大会上PMP领域的前沿研究进展,并结合临床实践,探讨其对临床工作、科研探索及我国腹膜肿瘤学科建设的启示,旨在为我国PMP规范化诊疗和研究提供参考与指导。
腹膜假黏液瘤(pseudomyxoma peritonei,PMP)是以黏液性肿瘤细胞及其所产生的黏液在腹腔内广泛再分布、播散性转移为特征的恶性临床综合征,经典临床表现包括黏液性腹水、网膜饼形成、腹膜种植性生长和卵巢转移[1-2]。PMP属于罕见病,我国的患病率为25.1/百万[3]。PMP的学术研究历程曲折漫长,直至近40年才逐渐形成符合肿瘤学核心理论的认知体系,临床诊疗水平亦随之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构建起了以肿瘤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技术体系。国际腹膜表面肿瘤学会(Peritoneal Surface Oncology Group International,PSOGI)是推动PMP研究迈向规范化的核心国际学术组织,在其每两年一届的国际腹膜癌大会上,PMP均为重点议题之一。本文梳理总结于2025年10月第15届国际腹膜癌大会上PMP领域的前沿研究进展,并结合临床实践,探讨其对临床工作、科研探索及我国腹膜肿瘤学的学科建设的启示,旨在为我国PMP规范化诊疗和研究提供参考。
一、分子研究与新靶点探索
PMP最常见的来源是阑尾黏液性肿瘤,其分子特征谱是精准治疗的关键。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 Holowatyj等[4]提出“Cell to Society”研究框架,开展 GAP研究(NCT05734430)。该研究覆盖分子、细胞、个体及社区人群多个层面,聚焦阑尾肿瘤患者的基因突变与家族遗传因素,旨在发掘阑尾肿瘤的易感基因及潜在治疗靶点。对阑尾来源PMP肿瘤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发现FCGBP、RBFOX1、SPEG、RTK-RAS以及PI3K-AKT等关键信号通路的变化是高级别黏液性癌的关键特征,也是潜在的治疗靶点[5]。
该进展标志着PMP研究正从形态学驱动转向分子驱动。未来,PMP的病理诊断报告需整合关键驱动基因(如GNAS、KRAS)状态,实现分子分型与临床诊疗决策的精准衔接。这需要病理科与分子诊断中心建立标准化协作流程。在科研层面,为PMP研究提供了两个关键方向:一是针对GNAS/RAS通路等开发靶向药物及探索其与CRS+HIPEC的联合时序;二是基于遗传易感基因,探索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与监测策略。
二、分子靶向治疗临床试验
KRAS和GNAS突变广泛存在于阑尾源性PMP中。西班牙Barriuso医生分享了其团队最新研究结果:Palbociclib(CDK4/6抑制剂)在GNAS突变PMP的Ⅱ期研究中取得初步成效,部分患者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显著下降。同时,Barriuso教授团队正推进针对GNAS突变肽段的肿瘤疫苗研发,研究证实,R201H突变肽段能在PMP患者及健康供体中诱导显著的T细胞增殖与免疫应答。
Palbociclib的初步疗效和肿瘤疫苗的探索,打破了PMP“内科治疗无效”的传统观念,开启了精准系统治疗的新纪元。临床实践中,对于无法手术或术后快速复发的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并积极寻求入组相关临床试验,应成为标准选项。科研方面,亟待开展Ⅱ~Ⅲ期临床试验,以验证靶向和免疫疗法在辅助治疗、转化治疗或姑息治疗中的确切价值,并明确最佳获益人群。
三、多模态成像与精确定量诊断
PMP的影像学诊断存在突出难点,常规影像学检查难以有效区分肿瘤组织与黏液性腹水,而术前精准评估肿瘤累及范围,是制定治疗决策的关键依据。
欧洲肿瘤外科医师多采用MRI进行术前评估,相关研究证实,MRI可较好地区分肿瘤与黏液性腹水[6];我国临床实践则更倾向于CT检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PMP团队的研究显示,增强CT延迟15 min显像,较常规增强CT能更清晰地分辨肿瘤组织与黏液性腹水[7]。新加坡和英国研究团队则聚焦多组学技术,深入揭示PMP的肿瘤演进规律与肿瘤微环境特征,相关研究成果有望在近期转化为更精准的影像学诊断手段。
结合国内各诊疗中心的实际条件,我国应进一步优化术前影像学评估流程,实现腹膜癌指数(peritoneal cancer index,PCI)的精准计算。此外,需构建标准化的PMP多组学临床数据库,纳入改良PCI评分、肿瘤标志物动态变化和肠梗阻等关键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突破传统 RECIST标准在PMP疗效评估中适用的局限性,为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调整及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开展,提供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撑。
四、基于病理特征的临床决策共识更新
本届PSOGI就PMP诊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
1.PMP病理分型:目前主要病理分型包括PSOGI病理分型和WHO临床分型,后者设置了“不确定恶性潜能型”这一分级,主要就两种分型方法的使用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术前优先采用PSOGI病理分型指导治疗方案,若病理标本不足或分型存疑,可纳入WHO“不确定恶性潜能型”,采用“术中冰冻病理+术后辅助治疗个体化调整”的策略。
2.高级别阑尾黏液性肿瘤(high-grade appendiceal mucinous neoplasms,HAMN)的手术范围:对肿瘤直径≤3 cm、无阑尾穿孔、切缘阴性的HAMN患者,可行单纯阑尾切除术,术后每6个月随访影像学;对肿瘤直径>3 cm或伴有穿孔、切缘阳性的患者,行右半结肠切除术+腹腔探查+HIPEC。
3.复发后治疗策略与二次手术时机:首先进行MDT评估,至少包括肿瘤外科、肿瘤内科和影像诊断科;对病灶可切除、身体状况允许的患者,优先考虑二次CRS+HIPEC;对病灶不可切除或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采用“化疗+靶向治疗+定期随访”的综合方案,待病灶转化为可切除状态后再考虑手术。
本次共识更新体现了PMP诊疗策略日趋精细化与个体化的方向。临床实践中,需严格执行分层管理策略,以避免治疗不足或过度。在科研层面,应立足中国人群数据,验证国际共识在本土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探索融合分子特征的复发风险分层模型,以更精准地指导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
五、挖掘基本病理信息的深刻含义
Ki-67标记率是PMP中备受关注的分子指标,可客观反映肿瘤增殖活性,是评估肿瘤增殖速率的可靠依据。法国Dartigues医生的研究、再次强调了PSOGI-Ki67分级系统的预后意义:即便是低级别PMP,其5年总体生存率在Ki-67≤15%者为59%,而在Ki-67>15%者则降为38%[8]。笔者团队针对10年以上生存PMP患者的研究表明,肿瘤细胞减灭程度和病理分型是重要预后因素[9]。
外科彻底的肿瘤细胞减灭、内科精准的系统治疗,是未来PMP治疗的关键环节。临床医师应综合评估病理分型与Ki-67增殖指数等指标制定个体化方案,对于病理诊断为低级别但伴有高Ki-67指数的PMP,应采取较传统理念更为积极的治疗策略。这推动了PMP预后预测模型从传统的临床病理模型向临床-病理-分子整合模型的升级,相关模型的构建与验证是重要的科研方向。
六、PMP预后模型优化及外科诊疗实践
英国Martin医生报告了PMP患者经CRS+HIPEC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该团队研究发现,将KRAS、GNAS、BRAF等基因突变状态参数加入传统由PCI、病理分型、肿瘤细胞减灭程度等临床病理参数构建的预后模型,可显著提升预测性能。法国Quenet医生通过分析复发PMP患者的预后因素、治疗策略与方案,分享了对这类患者个体化诊治的认识与经验[10]。本次PSOGI会议设置外科技术专题,多位欧洲外科医生分享了攻克腹膜肿瘤手术难点的方法与经验,包括膈肌与肝门区处理、消化道重建、胸腔病灶及盆腔病灶系统性清除。
融合分子特征的预后模型是精准医学理念在PMP外科治疗中的直接体现。其临床意义在于,能够在术前或术后早期更为准确地识别高复发风险患者,从而为制定更为积极的辅助治疗方案或更密切的随访策略提供依据。在科研层面,利用中国患者队列开发并验证本土化的整合预后模型,并探索其与临床治疗决策的联动,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同时,对复发患者个体化诊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与提炼,其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临床研究课题。
七、对PMP内科肿瘤学的再认识
药物治疗对PMP的价值需结合其疾病特性客观看待。首先,与其他来源的腹膜转移癌不同,多数PMP患者难以从全身药物治疗中获益,采用单纯细胞毒性化疗药物进行新辅助治疗,甚至可能延误手术时机。其次,PMP的药物疗效评估存在明显方法学难题,用于实体瘤疗效评估的RECIST系统并不适用于PMP,临床中疗效判断多依赖医师主观评估,参考肿瘤标志物变化、影像学表现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等多方面因素,缺乏统一标准化评估工具。最后,PMP特征性症状的改善应作为药物治疗的关键疗效指标,“无梗阻生存”应与“总生存”“无病生存”“无进展生存”并列,成为评估PMP药物治疗效果的重要结局指标。
因此,临床应对PMP的内科治疗秉持理性且审慎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在精准筛选人群与确定手术时机的潜在价值,也须警惕其不当使用所带来的风险。药物治疗的合理定位应包括:用于临床研究中的靶向或免疫治疗、作为不可切除患者的转化治疗,以及用于缓解症状的姑息治疗。此外,建立一套专门针对PMP的疗效评价标准,并推动该标准的推广与临床验证,是当前PMP临床研究方法学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
八、着力推广PMP的肿瘤外科标准化技术体系
CRS手术技术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国内外指南与共识中,CRS手术技术已鲜有根本性创新,更多聚焦于细节优化,而标准化技术的推广是其中尤为关键的环节。会议上,多项围绕外科手术的临床研究取得良好结果,各研究中实现完全肿瘤细胞减灭的比例令人瞩目,这与大量经过专业标准化培训的外科医生加入腹膜癌治疗领域密不可分。实际上,相比外科技术创新,在当前PMP外科治疗领域,推广CRS手术标准化技术更具现实意义。
这对学科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需将构建并推广系统化与可复制的CRS技术培训体系(含教材、手术视频、手把手带教等)作为优先任务,该实操性培训体系应涵盖三大核心内容。
1.夯实腹膜肿瘤外科专项操作技术:专项技术涵盖从器官解剖到膜解剖、从器官切除到区域切除、从常规止血到三重保险止血、从器械切除到多模式电外科消融等操作;同时需整合传统外科亚专业技术,例如区域性脏器联合切除与复杂重建;手术团队需熟练掌握普通外科、泌尿外科、妇产科、血管淋巴外科及修复整形等多领域技术。
2.“一对一地手把手”带教:腹膜肿瘤外科医师的专科培训需以一对一手把手带教为起点,严格遵循“四个难度级别”逐级提升技术水平,需完成约100例CRS+HIPEC手术的学习曲线,方能熟练开展此类复杂手术[11];培训需历经带教学习-监督学习-探索学习三阶段进阶,这是技术成长的必经之路。
3.强化围手术期管理:需高度重视围手术期康复锻炼的亲力亲为,最大限度降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重点防控心肺功能障碍、静脉血栓栓塞、应激性溃疡出血穿孔、重度水电解质紊乱及营养障碍等并发症。做好这些“实施科学”,就是临床科研的重要着力点;而如何高效、保真地将这一标准化技术推广至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是真正实现诊疗质量同质化提升的核心任务。
九、构建并普及切实可行的专科培训体系
PMP的诊疗成功率高度依赖于肿瘤外科、肿瘤内科、肿瘤热疗与化疗相整合的规范化综合诊疗体系[12]。国际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PMP专项培训体系:(1)PSOGI在其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搭建的国际化培训体系,包含标准化教材、手术演示视频教程及专家手把手带教;(2)欧洲外科肿瘤学会在 PSOGI支持下成立的欧洲腹膜癌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Peritoneal Surface Malignancy),主要负责欧盟国家PMP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
目前,欧洲的PMP培训体系已趋于完善成熟,我国相关培训体系也逐步与国际化接轨。推动我国PMP诊疗培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依托头部诊疗中心牵头、学术组织协同及政策层面支持。培训内容不仅应涵盖核心手术技术,还需包括多学科团队(MDT)诊疗流程、患者全程管理与随访、临床研究方法等综合能力培养,旨在打造可独立开展PMP规范化诊疗的专科医师队伍。
十、以PMP为范本,全面推进腹膜肿瘤学的学科建设
PMP诊疗技术的持续进步,为腹膜肿瘤学发展提供了核心引领,也不断丰富了腹膜肿瘤学的学科内涵,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1)腹膜转移癌具有独特的发生机制,主要包括肿瘤细胞选择性定植学说与包裹性增生学说;(2)腹膜转移癌存在特征性的分布模式,多集中于膈肌腹膜、盆腔腹膜、大小网膜、小肠系膜缘及大肠肠脂垂等部位;(3)腹膜转移癌临床表现具有特异性,以难治性腹水、顽固性腹痛、进展性肠梗阻为典型症状;(4)腹膜转移癌的诊断认知具备特殊性,其本质属于区域性癌转移,而非全身性广泛转移;(5)腹膜转移癌拥有独特的治疗策略,临床可将腹膜视作单一器官进行诊疗,核心治疗技术为CRS+HIPEC外科整合治疗[13]。
基于上述学科特征,腹膜肿瘤学的学科建设需搭建独立的腹膜肿瘤诊疗中心,组建专业化MDT团队,围绕腹膜转移的独特生物学行为系统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并构建专属患者临床数据库,依托真实世界数据实现诊疗方案的持续优化。
综上,PMP是腹膜癌这类疑难恶性肿瘤的典型代表,其认知水平的提升与诊疗技术的进步,直接反映腹膜肿瘤学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准。当前我国该领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亟须扎实推进基础研究与规范化技术的普及推广。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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